电视屏幕上，米字旗降了下来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彻维多利亚港，神情坚毅的解放军战士，站在飘扬的国旗下，目光炯炯地向电视机前的祖国人民敬礼。
香港回归了。
从各种迹象上看，同学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。
甄语成为了电子厂的风云人物。
自从合资谈判全面启动以来，甄语在厂里面进进出出，都是和老外领导、厂领导、局领导、市领导在一起。虽然甄语的正式编制还是个科员，但她实际上，已经“谈笑有领导，往来无白丁”，前途未可限量。
方自归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加薪，幅度50%。
徳弗勒全球都是七月调薪。方自归拿到自己的调薪通知单，不禁感叹资本主义式的加薪手笔就是大。方自归听父母说过，他们国营单位好几年才加一次工资，每次加半级工资，也就是六块钱。方自归第一次加薪就加一千块，情感上实在很受刺激。
韩不少拿到了杭州工厂正式投产后第一个月的薪水，兴奋地在ATM自动取款机前跳了起来。
在广州的培训结束后，韩不少便回到杭州投入了方便面的社会化大生产。杭州工厂和广州工厂一样，采取三组两班工作制，生产线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。就是每班十二小时，三个班组按顺序轮流上，每个班组都是上一天白班后跟着上一天夜班，循环往复，绵绵不绝。所以，韩不少的工作模式是“日夜日夜日夜日夜日夜”，好像交流电。而同在杭州的李向红在建筑工地上工作，按照这一行在国内的传统习俗，除春节外工地上一直不停工，工作模式是“日日日日日日日日”，好像直流电，一日千里，此日绵绵无绝期。比较而言，同在杭州的兽在中法合资开关厂，他的工作模式最有人性，是“日日日日日休休日日日日日休休”，交直流混用。
交流电工作模式虽然一时打乱了韩不少的生物钟，但却有一个明显的好处，就是每月可以赚差不多六十小时的加班费。这种模式下，加班费必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到底有多可观，在喜大普奔的七月，终于可以见分晓了。
丝绸厂发工资是给现金，反正以当时丝绸厂的效益，发工资时，出纳的工作量也不大。但方便面厂是不给现金的，而是给每位员工办一张银行卡。以前韩不少只有存折，正是到了方便面厂，韩不少才有了人生中第一张银行卡，方便面厂发工资都直接打卡里。
听同事说工资已入账，韩不少下了班，就骑自行车去找ATM。
此时，杭州街头的ATM很少，韩不少去最近的一台ATM，都要骑很远的路。如果不想跑那么远查账，韩不少确实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第二天他上夜班，他白天可以去离宿舍很近的那家建设银行排队。然而，韩不少此时的急迫，就好像中国政府刚刚在七月一日零点零分零秒收回香港，晚一秒都不行。
那台不管韩不少从哪个角度看，都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能够二十四小时服务的ATM出现了。
韩不少在ATM的屏幕上看到了卡里的余额，立即用他此生最快的速度心算出一个结论——两千五百元。韩不少意识到，这个月薪相当于丝绸厂的年薪，生物钟就是更乱一点儿也是值得的。韩不少在ATM前蹦了起来，并且还向空中挥了下拳头。
两千五百元的购买力决定了韩不少那一晚在ATM前的弹跳力。因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，这一年的通胀率降到了2%，而韩不少的月收入从跳槽前的两百块飞速上涨到现在的两千多，“实现了有质量的增长”，就怪不得韩不少像神经病一样在ATM前跳那么高了。
怀揣着刚取出来的三张百元大钞，韩不少意气风发地骑着自行车向宿舍而去，迎着风心里大声地呼喊：永别了，方便面！
席东海扫除了笼罩在自己头顶上的一片乌云，大踏步地走向新时代。
在厦门开完经销商年会后回到上海，席东海非但没有低调，反而更猛了。凭着席东海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六月的销售额再创新高，保险柜里的库存基本被卖空了，连那块用来撑场面售价八万八的金表，也被他卖掉了。
看到最新的“光荣榜”上，自己的奖金又是第一名，想起刚来凯蒙报到的那次大会上，钟表生意是被所有人挑剩下的，席东海就自鸣得意加百感交集。
当初没人要的钟表生意变成了一棵摇钱树，就在商场一楼这棵摇钱树的附近，新安装了一台与时俱进的ATM自动取款机，这似乎预示着，摇钱树摇钱的速度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然而，天上飘来了一团乌云。
所有商品补货的采购单都需要楼层经理签字，不知是这楼层经理看席东海不顺眼，还是看席东海奖金太多红了眼，还是他和其他品类经理对了眼，楼层经理总想打压席东海，搞一搞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平均主义，签席东海的补货单总是不爽快。席东海的钟表柜台六月底都快空掉了，他做了一份补货申请单送给楼层经理签字，结果楼层经理又不批。
“为什么不批？”在楼层经理的办公室里，席东海非常恼火，“你去看看我还有多少存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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