莉泽·迈特纳虽然多次拒绝了“曼哈顿计划”的邀请。可是面对如狼似虎的盖世太保，她也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心念至此，女记者立刻行动。经由她积累的人脉联系上许多欧陆著名的物理学家。
结果显而易见。
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·居里（Jean Frédéric Joliot-Curie）、德国物理学家库尔特·迪布纳（Kurt Diebner）、汉斯·盖革（Hans Geiger）、奥托·哈恩、保罗·哈特克（Paul Harteck）、格哈德·霍夫曼(Gerhard Hoffmann)、约瑟夫·马陶赫(Josef Mattauch)、乔治·斯泰特尔（G Stetter）……
女记者一一确认。这些欧陆著名的物理学家，都被一个人请来了柏林。
“谁？”战地女郎丹妮尔的表情一样严肃。
“新任帝国研究委员会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权代表瓦尔特·格拉赫（Walther Gerlach）。”女记者从密密麻麻的采访笔记本上抬起头：“姐妹们，这些欧陆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曾经‘第一铀俱乐部’和如今‘第二铀俱乐部’的成员。”
所以，与“曼哈顿计划”相对应的“第三帝国的核武器计划”被因为剧情衍生而加速了。
“这些物理学家中还包括汉堡大学物理化学系主任保罗·哈特克（Paul Harteck）——他也是陆军军械处（Heerswaffenamt，HWA）顾问。1939年4月，他和帝国战争部（Reichskriegsministerium，RKM）的官员接触，让他们留意核链式反应用于军事的巨大潜力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也向德国官方提出了类似的建议。
1939年4月，一小队被称作‘第一铀俱乐部（Uranverein）’的科学家，在哥廷根（G-August）大学对核武器潜力展开了非官方的研究。这个第一研究小组只存在了几个月，当时德国为了入侵波兰，部分小组成员被征召入伍，该小组因此而解散。
到1939年中期，柏林电气工程集团已经储备了大量的铀，当时铀被认为只不过是镭生产过程中的废品。该小组的科技主任尼古拉斯·里尔（Nikolaus Riehl）读到一篇铀可以作为核能资源的潜在原料的文章后，意识到了这些大量铀的巨大市场潜力。于是，他联系了陆军军械处，军械处支持他在奥拉宁堡（Oranienburg）的柏林电气工程集团工厂建立铀的生产设施。凯泽-威廉物理研究所（Kaiser-Wilhelm Institutfur Physik，KWIP）早期实验的核反应堆，以及戈托夫（Gottow）陆军军械处的测试站，为实验用的铀反应堆提供了铀晶体。
1939年9月1日，‘第二铀俱乐部’在陆军军械处控制了德国核能项目之后成立。并在1939年9月16日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，由陆军军械处顾问库尔特·迪布纳主持。受邀出席会议的人包括：瓦尔特·博特（Walther Bothe）、西格弗里德·傅吉（Siegfried Flugge）、汉斯·盖革、奥托·哈恩、保罗·哈特克、格哈德·霍夫曼、约瑟夫·马陶赫、乔治·斯泰特尔。
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，出席人员包括：考斯·科鲁斯鲁斯（Kaus Clusius）、罗伯特·德佩尔（Robert Döpel）、沃纳·海森堡、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冯·魏茨泽克（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）。与此同时，陆军军械处有效地控制了凯泽-威廉物理研究所，任命库尔特·迪布纳为主任，加紧了对核研究项目的控制。
很显然，核研究项目不能为德国快速赢得战争作出决定性的贡献，军械处于是在1942年1月将凯泽-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控制权还给凯泽-威廉协会（Kaiser-Wilhelm Gesellechaft，KWG）。1942年7月，陆军军械处又将控制权让给了帝国研究委员会（Reichsforschungsrat，RFR）。但陆军军械处保留了戈托夫测试站，并在顾问库尔特·迪布纳的主持下继续研究，直到战争结束。从此之后，核能项目维持了‘对战争是重要的’的定位，并不断得到军方支助。尽管如此，当时研究项目的管理还是被分成了许多个领域——主要是铀和重水生产、铀同位素分离和核反应堆。
据说到1943年，德国已经拥有了大量放射性材料，可以设计投放系统了。1943年3月，德国为新型的V-2导弹设计了一个中央有效载荷舱，位于靠近尾部的位置，在袭击目标时，能尽可能远地将舱体抛出。这种导弹很可能就是装有神经毒剂或放射性废物的‘脏弹’。下一个设计在内容上更明显。1944年9月，德国为改进过的V-1导弹（称为D-1）制定了类似计划。D-1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了被称之为“罐装核废料容器”的全新弹头。这种新弹头安装了一个外置引爆器，这样就可以在爆炸时将其吹开，将核废料尽可能广地洒在目标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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