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宏敏，字有功，洛州偃师人，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，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，历经蒲州司法参军、司刑寺丞、秋官郎中、侍御史、司刑寺少卿等。是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，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、执正的法官、清官。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，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头衔，并特下制书表彰：“节操贞敬，器怀亮直，徇古人之志业，实一代之贤良”和“卓然守法、虽死不移。无屈挠之心，有忠烈之议。”
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，其政绩已十分突出，在蒲州审判一切案犯时，都“力求宽仁，从不轻易动用刑讯，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”，而用传统的仁义道德去教育启迪案犯悔悟自新。为此，蒲州百姓和官吏都很受教育和感动，称徐有功为“徐无杖”，在他的感化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。徐有功3年任满，竟没有一次在审判案犯时用了杖罚的，因而“徐无杖”之名也就越传越响，传到了京城长安，被宣诏进京，担任起了司刑寺丞的重要职务。这说明徐有功的升迁，是以他“徐无杖”的显著业绩和才能。
高宗去世，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临朝执政，继而她又“革唐命”自称“圣神皇帝”，徐有功就是在这一复杂的政治背景下，上任至司刑寺的。对武则天的称帝，唐的不少旧臣和李氏宗室贵族，都十分反对，有的还起兵反对武则天，徐敬业的扬州起兵，唐宗室李冲、李贞的起兵反武等等。武则天自然深恶这些旧臣和唐宗室贵族，都一次次派兵将他们镇压了下去，面对这严峻的政治局面，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一面任用酷吏，诬构大狱，偏离法规，接连诛杀所谓不法的唐的旧臣和宗室贵族，以此来震慑潜在的敌对势力，达到她的政治目的。
要打击敌对势力，就必须要一批酷吏做她的帮手，所以她所选用的酷吏也是“不拘一格”的，如有名的酷吏来俊臣、周兴等人。有的原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市井无赖，靠的就是告密状诬陷人起家的，徐有功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仟司刑丞，如果他也能和来俊臣、周兴等那样，阿谀逢迎与酷吏们同流合污、偏离国法按武则天的意图审案判案，凭他的奇才，高官厚禄自然也指日可待。然而徐有功不是这样一种人，而是义无反顾地执法守正，冒着杀身之祸维护法律的严肃性，制止着各种冤假错案的泛滥。例如，他与武则天的第一次冲突：武则天为及时广泛地掌握敌情，她在全国各地大设告密之处就是在朝堂上她也设有告密箱，凡是能告发谋反大案的都能给予重赏，因而全国告讦之风大起。
有个叫冯敬同的人，他投状密告魏州贵乡县县尉颜余庆，曾与去年起兵被杀的李冲通同谋反。武则天马上叫酷吏殿中侍御史来俊臣审理此案，颜余庆被逮至长安后，来俊臣马上提审，强逼颜余庆承认是李冲谋反同党，颜余庆大喊冤枉，经过他的严刑逼供，无奈颜余庆只得认罪写了供状：从供状看，颜余庆与李冲只能说是一般关系，与谋反怎么也联系不上。来俊臣知道这位圣神皇帝需要的是什么，他为了邀功，不择手段地使用各种刑罚对颜余庆进行逼供，颜余庆受不起皮肉之苦，最后只得在供词上写上了“与李冲通同谋反”的字样。
来俊臣见颜余庆认罪丁，便上奏给了武则天，武则天看了供词后，叫来俊臣将此案转交司刑寺正式判刑。司刑寺对侍御史转来的案件，在以往，几乎是一律按侍御史定的判决。而这次，接颜余庆案的是新上仟的司刑丞徐有功，徐有功细阅了案卷，他觉得查出虽然颜余庆自己已承认了，但“与李冲通同谋反”罪证不足，徐有功清楚供状的其中曲直——重刑出冤鬼。徐有功与颜余庆没有一点亲戚关系，是法律的公正、公平和无私驱动着他查明实情，他想着如何能纠正已定的冤案或缩小与法律的偏距，减轻颜的罪名，他查阅了武则天当年发的《永昌赦令》，发现“魁首”和“支党”字样，他微微一笑，“我何不如此这般。”
于是，他在审判颜余庆案件时．便援引了《永昌赦令》判颜余庆为李冲谋反案的“支党”，流放三千里，让颜余庆免去死罪。这一“支党”的判决，不但惹恼了来俊臣，也使其他几位酷吏不满，另一位酷吏侍御史魏元忠便直接上奏武则天，请求将颜余庆按谋反魁首处斩，家口籍没，武则天准奏下敕。在古代，皇帝下敕判决是最高最终的判决，任何人都要照办，然而徐有功凭着他执着的——执法应公、守法要正；法是国家的生命，行动的准绳；法不正国家便乱了套，硬着头皮要向武则天强谏。
第二天上朝时，徐有功第一个出班向圣神皇帝奏道：“颜余庆一案请陛下再加斟酌定案，颜余庆与李冲是有一些关系，如违法替李冲收私债，又通书信，但陛下已发布的《永昌赦令》中有李冲、李贞同恶，魁首并已伏诛之说，可见李冲谋反案的魁首早已全部法办，按颜余庆的供状词分析，也只是一个漏网的支党而已。因此根据赦令应免其死罪，改判流刑，如果赦而复罪，即不如不赦，又如何面对天下人？我圣朝决不能这般行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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