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电话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：“伏尔加河上的冰怎么样了？”
虽然每次接他电话的人不一样，但回答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：“对不起，司令员同志，冰太薄，无法通行。”
“河的中间还有大片水面没结冰，无法绕行。”
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崔可夫总是会无奈地叹上一口气，接着放下电话，但是到了预定的时间，他又会再次打电话来询问冰面的事情。
崔可夫着急，我和师指挥部的一帮人同样着急。这次放下崔可夫的电话后，基里洛夫念念有词地说道：“奥夏宁娜同志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要承受得住人的重量，要有七厘米厚的冰才够。承受一匹马拉装一吨货物的雪橇。冰至少要厚到十五厘米，而对装着货物的吨半卡车，要有将近二十厘米的冰才行。”
“可什么时候才能冰层才能达到这么厚啊？”这两天在基里洛夫的反复熏陶下，我对这一组数字烂熟在胸，可是对数字再熟悉，如果气温不继续下降的话，这河上的冰面连走人都困难，根本说通过雪橇和卡车了。
就在我们天天为河上冰的厚道而犯愁时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对敌实施反攻击，任务是把敌人从我们的防御正面赶走。在崔可夫所下达的命令中，要求步兵第45师在“街垒”工厂和“红十月”工厂之间的地带上实施主要突击。命令古里耶夫师在本防御地带发起进攻，并前出至谢韦尔纳亚站的铁路线。命令要求所有进攻分队和部队都要勇敢、迅速地向前推进。
当我们得知这道命令后，阿赫罗梅耶夫好奇地问我：“师长同志，为什么昨天司令员还认为，集团军部队几乎危在旦夕，而今天又决定实施反攻击呢？”
对于阿赫罗梅耶夫的问题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因为我也看不明白崔可夫的意图，在这种时候，把有限的部队投入到反击中去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
当我带着这个疑问向崔可夫请教时，他回答我说：“奥夏宁娜同志，这就是战争的规律，特别是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局势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在伏尔加河沿岸的狭窄地带占领防御约达3个月之久的第62集团军的处境。如果集团军不抓住时机打击疲劳之敌，将它从岸边赶回200到300米的话，那么，集军本身就可能被赶下河。难道我们当时能在伏尔加河岸上坐等敌人恢复元气吗？难道能告诉敌人，我们只会防御吗？坐等敌人先发制人，而不试图改变一下态势，那怕是稍微的改变，使之有利于我，那将是愚蠢的。
我们在11月3日实施的反击，据我看，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。我们在某些地区向前推进了100米左右，占领了诺沃谢利斯卡亚大街西段、果园的西部；在“红十月”工厂夺回了平炉车间、模型车间、型材车间、分类车间、和成品仓库。而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向自己、也向敌人证明：我们不仅能够防御，而且也能进攻，也能夺回原来失去的东西。这次反击的结果是，最后是我们，而不是敌人实施了最后的突击。”
当我似懂非懂地终止了和崔可夫的交谈后，又关切地问阿赫罗梅耶夫：“参谋长同志，去探路的工兵连有消息回来吗？”
阿赫罗梅耶夫摇摇头，遗憾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师长同志，我们现在和米海耶夫大尉的小分队失去了联系，无法了解进一步的情况。”
班台萊耶夫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话，也叹了口气，同样遗憾地说：“师长同志，我觉得我们这样是在做无用功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伏尔加河冰面最厚的时间，不会早于明年的一月。在此之前，就算河面全结冰了，也无法开辟出一条能为我们提供足够补充的运输线。”一向爱和班台萊耶夫唱反调的阿赫罗梅耶夫，在听完这番话以后，居然反常地保持了沉默。
基里洛夫望着阿赫罗梅耶夫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参谋长同志，我觉得你最喜欢和副师长抬杠，今天怎么了，为什么一言不发？”
阿赫罗梅耶夫听到基里洛夫这么问他，苦笑着说：“政委同志，我认为副师长说得有道理。伏尔加河虽然现在出来大面积的冰冻，但是冰太薄，连走人都困难，更别说雪橇和卡车了。所以我认为副师长所说的一月以后的冰面，才适合开辟冰上运输线，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“一月份，我们在缺乏兵员和物资补给的情况下，是撑不到一月份的。”等他们都说完后，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根据崔可夫司令员的判断，集团军目前所囤积的弹药和物资，勉强能维持两个星期左右。如果真的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，要等到一月才能开辟冰上运输线，那么我们的部队不用敌人打，饿都全饿死了。”
“那我们该怎么吧？”阿赫罗梅耶夫听完说完，有些沉不住气地问道：“就算我们再着急，这老天爷不肯帮忙再降温的话，河上的冰还是达不到必要的厚度啊。”
阿赫罗梅耶夫一说完，他们三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了起来。而我却坐在旁边，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没有关心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
三个人说了半天，发现我在旁边沉默不语时，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。过来一会儿，基里洛夫谨慎地问道：“奥夏宁娜同志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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